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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2005-11-16 14:57 ?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梁如生?

摘要:腐败现象渊远流长,不受国界所限制。当今,腐败不仅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我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恶性障碍。本文通过对腐败的经济原因和影响的探讨,寻找治理腐败的措施和途径。

腐败通常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违背履行公职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为了个人的发展和自我满足,通过受贿、挪用公款、敲诈勒索、侵吞公款、袒护亲戚及类似的行为,将公共财产和他人财产据为私有。简单地说,腐败就是以权谋私、公权私用的行为。腐败现象是伴随着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分工中的出现而产生的。自从掌握公共权力的大小官员出现以来,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的成就的同时,腐败现象也在社会上呈蔓延之势。从办事“研究研究”(烟酒烟酒)到巨额钱财通路;从单独牟取私利到地方保护主义、偷税、漏税、虚报增殖税结伙强行分配社会财富;从经济管理、资源分配部门到文化、教育、科技、司法领域;从跑关系批条子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到拿钱买官的钱权交易;从“穷庙富方丈”到少数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介入;从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到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等等现象充分说明腐败的严重性。而导致腐败的经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需求决定供给
从普遍意义上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市场的发展壮大都由需求所决定。公共权力的不合理使用即腐败也是由于有需求市场而导致,而且这种需求愈迫切、市场愈庞大,供给也就愈扩大,腐败现象也就愈严重。这里的需求,是指对权力的需求。供给,是指对公共财力的不合理使用。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从权力是政治的强制力上看,权力表现为它是在社会中产生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东西,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扩张性;从权力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上看,权力又表现为一种物质力量,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正是由于权力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及一定的职责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支配力的特征,一方面使得人们向往权力,追求权力,对权力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代行公共权力的人,也容易被权力所具有的特征所迷惑,容易把人民的权力当成他自己私有的东西,并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将他人财产和公共财产据为私有。通过对公共权力的不合理使用来满足人们对权力的需求。在我国,公共权力即人民的权力是由公职人员代为行使的。这种权力,既可以被代行者合理使用,用来积极为人民服务;也可以被代行者消极地不作为,有权不用,尸位素餐;在缺乏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更可以被代行者滥用,以索贿爱贿的形式满足人们对权力的需求。
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腐败现象——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等都是在缺乏市场制约和有需求的情况下,暗箱操作、投桃报李,完成市场交易的。这种有买有卖的交易如果不出现拔出萝卜带出泥等戏剧性情节,也被视为非合理使用公共权力的风险没有出现,视为符合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可见,正是在有需求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竞争市场,才导致了为官者有机会非合理使用公共权力,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2.低成本、高收益
低成本高收益是导致官吏腐败的又一经济原因。代行者公共权力的人在决定是否参与腐败活动时,他会以经济理性的方式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一是参与腐败活动被抓获的可能性有多大?二是被抓获后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以及被抓后将会减少他未来的收入是多少?三是如果逃脱了被抓获又可以获取多少纯收益?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非合理使用权力被抓获的可能极小,或者即使被抓也只算是“交学费”。那么,腐败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这时腐败就会呈上升之势;相反,如果腐败分子被抓获的可能性极大,况且被抓后,不仅没收其非法所得,同时还处以相应的罚款,而且将影响其未来的收益,这时腐败成本大,风险也大,腐败分子不仅没有纯收益,相反还会赔进老本。当腐败成本大于腐败收益与未来预期收益时,腐败必呈下降之势。自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虽然反对腐败一直在抓,但打击力度不够。甚至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把罪与非罪定在“钱是否进了个人的口袋”上,只要不是贪污受贿,无论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多大损失,也不算犯罪,顶多给以党纪、政纪处分。这就必然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的玩忽职守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大开绿灯,导致腐败现象发生。邓小平曾针对有的地方、有些领导干部惩治腐败、打击犯罪手软的状况指出:“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是“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腐败“要有点声势”,“如果我们没有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正是由于腐败分子被抓获的可能性小,成本低收益大,腐败现象才呈蔓延之势。
3.干部的选用缺乏竞争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永恒法则。公开性、开放性、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而我国的干部选用机制却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适应,其缺乏竞争、缺乏优胜劣汰机制,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创造了一定的环境。由于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导致选用干部的封闭性,“在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人”。这就为任人惟亲、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滋生创造了条件;由于干部选用缺乏法制化规范和科学的操作程序,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选用干部的非公平性和难以及时发现腐败分子,使腐分子仍然有权在握,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由于干部选用方法采取计划调节、组织安排的委任制,导致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更难优胜劣汰。干部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事业发展。邓小平说:“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由于干部选用受传统的论资排辈、迁就照顾思想的影响,选用干部主要是因人而不以勤政、实绩为依据,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效率低下,使庸者、腐者能浑水摸鱼拥有公共权力并不合理地使用这种权力。可见,干部选用机制的缺乏竞争,使干部在进、管、出各个环节都给腐败有漏洞可钻,这种机制构成了腐败流行的条件,难以使庸者下、能者上、腐者下、廉者上的机制形成,以致影响廉洁、务实、高效的干部队伍建设。

腐败的滋生、蔓延所产生的影响是严重的,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腐败是对分配制度的践踏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廉顾公平原则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这一基本分配制度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凭借其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而腐败分子通过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权钱交易等手段取得的腐败收入,既不是凭借其劳动而获得的报酬,也不是凭借其生产要素参与经济过程而取得的收入。腐败分子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从事权钱交易的活动过程,也就是对社会财富采取紧张方式进行分配的过程;是对社会财富的次优分配过程;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的践踏过程;同时也是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严重破坏过程。这时的权力已经成为交换和掠夺的手段,成为获取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
2.腐败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
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能发挥效益的部门和环节中去。而腐败分子则以权谋私,只要给他相应的租金,他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资源分配出去,导致资源的次优配置,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虹桥的垮塌、大桥的裂缝、公路的豆腐渣等等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出现,无不反映出腐败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给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据调查,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在1000亿元左右。
3.腐败是对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政治环境的破坏
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的腐败行为却侵犯了公民的合法仅益,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眼下我们正在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边在解决人们的就业、吃饭问题,那边却在贪污、贿赂、花天酒地,这就会刺激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爆发,严重地破坏着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经济搞不上去要垮台。腐败问题不解决也要垮台。

惩治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取得突出的成效。根据上述对腐败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治理腐败有下列措施和途径。
1.根本措施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制约作用,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权力观,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重要位置,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特别是江泽民同志连续十次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有力地指导了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关理论和要求,根据新的实际,改变不合时宜的观念、制度和政策措施,探索遏制腐败的新路子、新方法,争取反腐败的新胜利。
2.建立完善竞争市场
关键是要以建立、完善竞争市场为切入点,配以其他措施,从而从源头上、机制上、制度上对腐败进行预防和治理。竞争市场具有显着的效率特征,能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社会主义的市场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商品市场,而且还包括金融、房地产、劳动力、信息、技术等要素市场。上述每一个市场都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存在着不可缺少的竞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不仅要培育、完善各种市场,而且还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各个市场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条件,在体制上堵塞容易滋生腐败现象的漏洞,以促使各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对于垄断行业过高收入要进行强制性调节,平衡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实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
时至今日,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建立,但为了有效地治理腐败,可以先将竞争引入干部任用机制,通过制度、法律来培育、完善各级各类干部竞争市场。改委任制为考任制和竞选制,把好干部的“入口关”。传统的委任制不利于公平竞争,容易滋生用人上的腐败现象;考任制是我国在封建社会为了治理官吏录用上的腐败而对以往通过推荐、考察选拔人才方式的否定,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录用中的腐败;竞选制、任期制则是资本主义在同封建主义制度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的否定。考任制和竞选制、任期制是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可以利用。实行考任制、竞选制任用干部,可以有将近地杜绝领导干部“入口处”的腐败,有利于在选用人才上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使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提高自身素质上来。
3.建立严格的考评制度和监督机制,真正解决干部的能上能下问题,要建立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清除干部包下来的副作用,把好干部的“管、出”关。对干部任职考评,要以邓小平倡导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做到质和量的有机统一;增强政治透明度,公开各种政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对于不称职的干部要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使用、或给予辞职。朱钅容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企业领导班子的考核,达不到标准的,限期整顿;对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严重亏损的企业一把手,一年黄牌警告,两年予以撤换;对贪污受贿、腐败堕落者,依法惩办,决不手软;对企业效益好、社会贡献大的,要给予奖励。”这就能发挥竞争机制的优点,使国有企业的领导内有动力,外有压力,工作上有种危机感和紧迫感,有利于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境。要使这种好的措施坚持下去,推而广之,就必须措助于法律,用立法的形式将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激励机制固定下来,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此外,要建立完善有形建筑市场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工程发包承包制度,预防工程建筑领域的腐败现象发生。总之,凡是有需求、有供给易滋生腐败的地方,都要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原则,通过法律逐步建立完善竞争市场。竞争市场没有人情、没有眼泪,有的是优胜劣汰,它能有效地治理腐败。同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权力要公开透明,要接受新闻媒体和群众的有效监督。
4.加大打击腐败力度
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1998年为例,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万多件;全国法院系统审结经济犯罪案件3.3万多件;其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案件1.95万多件;截止12月底,在受处分的15.8万多人中,省部级干部12人,厅局级干部410人,县处级干部5357人。通过查办案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挽回经济损失59亿元,为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与此同时,腐败现象依然存在,有些地方滋长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因此,在建立完善竞争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使腐败成本增大,收益减少;使各级官员既不能贪,也不敢以身试法。为了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当前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堵塞漏洞,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只有清除司法等执法人员的腐败,纯洁执法队伍,才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发挥法律打击腐败的重大作用;二是为举报人撑腰,严厉制裁打击报复举报的行为;三是健全法律,解决权大于法问题。治理腐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权和法谁大于谁的问题,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必须强调并真正做到法大于权。任何人都不得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更不能贪赃枉法;无论腐败分子官居何位,有什么来头,只要违纪违法,应该受到惩罚。
除了上述措施外,治理腐败还需要完善各种监督机制,尤其是完善党内有效监督机制十分必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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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如生 ?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
单位:中共河南教育学院纪委 ? ? ? ?
? ? ? ? ? ? ? ? ? ? ? ? 河南教育学院监察室 ? ? ?
? ? ? ? ? ? ? ? ? ? ? ? ?二○○三年九月二十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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